佛教自东进之后，与中国本有的儒学、道教，形成了中国三大哲学思想体系，共同参与构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殿堂，在这一殿堂中生活的人们与他们的一切社会实践，无不刻上了儒、佛、道的思想印记。戏曲自然也不例外，从内容到形式，都受到这三者的影响，这方面的情形，前贤时彦皆有论述。然而关于佛教对中国戏曲影响的评述，稍嫌粗略，未能对两者之间的关系作详细的历时的描述，对一些现象也缺乏深刻而能揭橥本质的分析。本人长期从事佛教剧《目莲救母》的研究，对此问题一直注意搜集资料，今不揣浅鄙，将自己对佛教给予戏曲影响的认识公布于同好，以求教正。

佛教音乐对戏曲音乐的影响

佛教音乐是佛教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与佛僧、佛经一起传入中国。佛教僧侣无论是自修还是传道都要念经，而“念”并非是平常的念书，实际上是一种歌唱，“念”是唱诵之意。最早的佛教歌唱的主要方式是“呗赞”，“呗”是梵语的音译，又译称“婆陟”、“呗匿”。在古代印度，僧俗歌咏十二部经，不管是长行的散体内容，还是有韵的为诗体形式的偈颂，都称为“呗”。呗的特点是歌唱合于管弦，也就是说，唱诵时有管弦的乐器伴奏。佛教传入中国后，歌唱方式又新创了“转读”，其原因是梵语佛经经过汉译后，文体改变，经文较为整饬的形式有了较大的改变，变得散漫而不易于配乐歌唱，于是各地僧侣们便采用随口令式的民歌小调来唱诵佛经。所谓“其浙左、江西、荆、陕、庸、蜀，亦颇有转读，然止是当时咏歌，乃无高誉，故不足而传也”。

可能在佛教传入中国的早期，印度或西域僧侣仅传授了佛教的唱诵仪规，并未传授呗赞音乐，直至到了三国魏时，才有了呗赞音乐，传说曹植“感鱼山之神制”，方创制“渔梵”。而三国吴时支谦所译的《帝释乐人般遮琴歌呗》的面世与流传，毫无疑问，是呗赞音乐在中国形成的一个标志。《帝释乐人般遮琴歌呗》是《瑞应本起经》中的一部分，《经师篇总论》在评论支谦的贡献是说：“删治《瑞应本起》，以为学者之宗，传声则三千有余，在契则四十有二。”呗赞音乐的体系可能由支谦初步建成。不过，呗赞音乐不再全是原来印度的佛教音乐，而是中土化了的音乐，是印度音乐与汉地音乐的融合。

《高僧传》说：“梵音重复，汉语单奇，若用梵音以咏汉语，则声繁而偈迫；若用汉曲以咏梵文，则韵短而辞长。”

之后，谱创佛教音乐者连续不断，如“支昙籥，本月支人，……特禀妙声，善于转读，尝梦天神授其声法，觉因裁制新声，梵响清靡，四飞却转，反折还弄。”“昙迁，姓支，本月支人。……巧于转读，有无穷声韵，梵制新奇，特拔终古。”

除了呗赞、转读之外，还有“唱导”这一歌唱形式。唱导是法师们运用各种音乐素材，吟唱能阐明佛教教旨的时事俗语。《高僧传》在介绍南朝宋道照时，说他“披览群典，以宣唱为业，音吐嘹亮，洗悟尘心，指事谪时，言不孤发。”各地“唱导”的音乐都是就地取材，故而音乐的风格都打上了地方烙印，“吴越志扬，俗好浮绮，致使音颂所尚，唯以纤婉为工；秦壤雍冀，音词雄远，至于咏歌所披，皆用深高为胜。”

总之，由呗赞、转读、唱导等形式组成了一个中国佛教音乐的体系，它因与雅乐、民间音乐在质素、风格上的区别，而称之为“佛曲”。佛曲中既有从印度传来的，也有汉人创制的。之后，积年增加，至唐时佛曲己相当的丰富。向达先生在《论唐代佛曲》中，引录了陈旸的《乐书》一百五十九卷“诸胡曲调”、南卓《羯鼓录》所载“诸佛曲调”等，其曲名为：

普光佛曲、弥勒佛曲、日光明佛曲、大威德佛曲、如来藏佛曲、药师琉璃光佛曲、无威感德佛曲、龟兹佛曲、释迦牟尼佛曲、宝花步佛曲、观法会佛曲、帝释幢佛曲、妙花佛曲、无光佛曲、阿弥陀佛曲、烧香佛曲、十地佛曲、大妙至极曲、解曲、摩尼佛曲、苏密七俱陁佛曲、日光腾佛曲、邪勒佛曲、观音佛曲、永宁佛曲、文德佛曲、婆罗树佛曲、迁星佛曲、提梵、九仙道曲、庐舍那仙曲、御制三元道曲、四天王、半阁么那、失波罗辞见柞、草堂富罗、于门烧香宝头伽、菩萨阿罗地舞曲、阿陀弥大师曲、云居曲、九巴鹿、阿弥罗众僧曲、无量寿、真安曲、云星曲、罗利儿、芥老鸡、散花、大燃灯、多罗头尼摩诃钵、婆娑阿弥陀、悉驮低、大统、蔓度大利香积、佛帝利、龟兹大武、僧个支婆罗树、观世音、居么尼、真陀利、大与、永宁贤者、恒河沙、江盘无始、具作、大乘、毗沙门、谒农之文德、菩萨缑利陀、圣主与、地婆拔罗伽。

约有70种。其中部分曲名为胡语直译，可能有曲无辞，由器乐演奏。从曲名上来看，许多是赞颂佛教领袖之作，当是在礼佛的仪式中演奏。佛曲的演奏场所开始在寺院之中，《洛阳伽蓝记》卷一记述了北魏时寺院的音乐活动：

景明寺。八月节，“京师诸像(佛像)，皆来此寺。”“梵乐法音，聒动天地，百戏腾骧，所在骈比。”

景乐尼寺。“至于六斋，常设女乐。歌声绕梁，舞袖徐转，丝竹寥亮，谐妙入神。”“召诸音乐，逞伎寺内。奇禽怪兽，舞挼钔ィ煽栈没螅浪炊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