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盛世前，有一阵的诗比今天还烂 一

今天的话题是诗歌。

公元584年，一个强大的皇帝即将统一中国。

这位皇帝有一个很酷的鲜卑族名字,叫做“普六茹那罗延”，意思是“金刚不坏”；他的汉名叫做杨坚，也就是后来的隋文帝。

中国已经分裂了三个世纪。可以想象，分裂了这么多年，想要重新统一，是很困难的。所以这一年杨坚很忙，他有很多大事要办：

在西北，他的军队正在进攻凶悍的吐谷浑；在北方，他的使者正在出使突厥。

在南方，一个叫陈朝的对手还在凭着长江天险，对着杨坚比中指。

在内部，杨坚刚刚搬到新的首都，可当地的渭水水太少，没法搞漕运，需要加紧修渠。

然而，在这么多紧急的军政大事里，杨坚却抽出时间，专门抓了一件看起来并不很紧急的事——文艺。

为什么呢？简而言之就是，因为当时的文学，比如诗歌，实在是：太烂了！

隋文帝专门下达了命令：过去的诗文，都是靡靡之音！朕看不惯已经很久了！从此刻起，朕要提倡一种新的文风，让那些浮华虚文都成为过去！

当时的文艺究竟糟糕到什么地步呢？说一句你就明白了：

偌大的中国，已经接近一百年没出过一个一流的诗人了。

二

往上追溯一个世纪，公元499年，一位名叫谢朓的大诗人死去了。

他卷入了一场政治阴谋，被人躲了猫猫，死在了号子里。但可能当时害死他的所有人都没意识到，他们所干掉的，也许将是6世纪中国唯一的一个一流诗人。

今天的很多读者可能都不知道谢朓的名字，也不知道“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或是“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但只说一点你就知道他有多牛了，谢朓在后世有一个死忠粉，叫做李白。

李白实在太喜欢谢朓了，一辈子都在频繁地碎碎念：我登上了高楼，就想起了谢朓；风吹起来了，我想起了谢朓；看着那月色啊，我想起了谢朓……

在谢朓生前，诗歌的江湖大致可分为两大门派——山水派和宫廷派。谢朓是山水派掌门人、最后一根台柱子。

他死之后，山水派的武功日渐式微，宫廷诗派一统江湖，开始肆意妄为。

这一派武功的特色，用隋文帝的话说，就是“多淫丽”。

这么说似乎有点委屈人家，人家宫廷派也写乐府诗，也写风景诗，数量都不少，只不过都没写出太大的名堂来，唯独一种诗的创作高潮迭起——小黄诗。

例如宫廷派的一代高手——简文帝萧纲，就开创了这个门派里的一大支派“放荡门”。这不是我胡诌的，是萧纲自己说的：“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

这位大宗师的主要诗歌题材是两个——一是大姑娘；二是大姑娘的床上用品。

他的几首代表作的题目，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我那正在睡觉的老婆》《我那正在制作床上用品的老婆》，以及《我那长得像大姑娘一样的小白脸》。

有大宗师作出表率，派中的高手们也自然把放荡神功发扬光大。

这些诗人开口闭口自称“上客”，什么叫“上客”呢？你理解为“嫖客”就差不多了——“上客娇难逼”“上客莫虑掷黄金”，随时准备胡天胡帝。姑娘则动不动就“横陈”，“立望复横陈”“不见正横陈”，一不小心就被放倒了。

做丈夫的固然是流氓，“知君亦荡子”；当媳妇的也不简单，“贱妾自倡家”；他们约在一起做什么呢？“托意风流子”“密处也寻香”。这就是那个时候的诗。

在那些年里，南中国发生了无数大事：国家战乱频繁，权贵互相屠戮，人民流离失所。

但是这些内容，你在他们的诗里几乎看不到、读不到。如果只看这些诗，你会以为那时候中国人的生活天天歌舞升平、花好月圆。

三

南朝的诗坛那么惨，那北朝呢？

北朝是不是可以用它的苍凉、古直、雄浑，撑起诗的大厦？答案是：你想多了，北朝比南朝还惨。

惨到什么程度呢？后来唐朝还流传一个段子，说南朝第一才子庾信去北朝出使，人们问他北方文士水平如何。

庾信说：“也就勉强只有薛道衡、卢思道这俩人，略微能写上两笔。其余的货，都是四个字——驴鸣狗叫！

”

话说这庾信也太直白了，一点不给北朝面子。

诗人凋零怎么办？北朝的人开动脑筋，终于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办法，让后世的我每次读到，都禁不住举双手佩服：

既然我们不出产诗人，那么把南朝的诗人抓过来不就是了？

北朝人说干就干。于是乎，南朝三个最牛的诗人——庾信、王褒、徐陵，统统被抓了，一出使北朝就被扣住不放。大官给做，骏马给骑，充分进行情感留人、待遇留人，就是不让回家。

北朝给他们的待遇好到什么地步呢？

先看庾信。西魏给他的待遇，是开府仪同三司，做车骑大将军，就是当年刘备封给张飞做的官；后来又做骠骑大将军，就是刘备给马超做的官——“五虎上将”的官他一人干了俩。

再看王褒，北朝给他直封到太子少保，没错就是后来岳飞、于谦的那个头衔，两个最大的民族英雄享受的待遇。

俩人就此滞留在北朝多年。好不容易等到时局变化，南北两边关系和缓了，政策松动了，允许双方人员搞“三通”了。南朝那边打来申请：您以前扣留的我们的人，现在可以放回来了吧？

北朝爽快地答应了：放！都放！不过只有两个人例外——庾信和王褒不准回去。

北朝真是可爱，也真舍得下血本。

隋文帝对当时的文风不满意，还不仅仅是指诗歌。在那个年代，浮华的文风深入人们骨髓，大家写公文、搞音乐都是这个调调，就连写史书都是骈四俪六，花拳绣腿。

比如《后汉书》，当时的大家范晔写的，文笔好得当然没话说，但写人物传记时总忍不住要来点骈四俪六。

例如他写董卓，非要来点“残寇乘之，倒山倾海；昆冈之火，自兹而焚”；写马援，非要来个“夫利不在身，以之谋事则智；虑不私己，以之断义必厉”，空洞重复，比起当年《史记》《汉书》的爽利，总觉得有点多余。

四

这么一说，大家可能就理解为什么隋文帝不满意、要改革文风了。

一般来说，皇帝想推动重大改革，不但要开大会、发文件，还要树典型。

所谓典型，包括反面典型和正面典型。隋文帝需要杀鸡儆猴，他很快找到了那只鸡——泗州刺史司马幼之。

这位老兄颇有来历，是大名鼎鼎的司马懿的后代，少年时就曾在北齐当高级干部，后来又在隋朝当地方大员，也算是乱世中的一号人物。

然而这家伙却成了文风改革的倒霉蛋。

开皇四年九月，正是文风改革发动后的敏感时期。

司马幼之学习上级文件精神不到位，顶风作案，犯了一个严重错误——“文表华艳”，估计是写文件、写报告有点假大空，套话略多了些，被皇帝抓了反面典型，居然“付所司治罪”。

因为文件没写好，一个地方大干部就被治了罪，也真是够惨的。

抓了反面典型，皇帝又大力树立了一个正面典型——治书侍御史李谔。

对于皇帝的文风改革，这位李谔先生响应最积极、放炮最猛烈，很快就写出了多达一千字的长篇心得体会。

在这篇学习体会中，他顺着皇上的思路，强烈抨击浮华文风，而且指出坏风气的源头不是我们国家，而是境外——“江左齐梁，其弊弥甚”，坏文风不是我们国家特有的，而是全世界面临的普遍问题。我们国家是间接受到的污染。

李谔还表态说，坚决支持朝廷依法严惩司马幼之的决定，抓得好，抓得对，起到了教育警示作用。并积极声明：对这种类似的家伙，要“请勒诸司，普加搜访”，搞大走访、大排查，一旦发现，决不姑息。

隋文帝看了之后非常高兴，当即批示：这封信很好，印发全体干部学习讨论。

李谔蹿红，很多高层干部坐不住了，纷纷表态：我们也支持文风改革。后来有一个地位特别高、影响特别大的人也加入了，他就是太子杨广，后来的隋炀帝。

杨广激烈抨击浮华的南朝文学，还以身作则，亲自写作一种雄壮的诗歌，比如：

“肃肃秋风起，

悠悠行万里；

万里何所行，

横漠筑长城。”

诗不是最一流的，仅论炼字对仗上的造诣，杨广似乎也还不如他长江对面的敌人，南陈后主陈叔宝。

但在他的秋风里，涌动着一种新的东西。

五

最后，这场由皇上亲自发动、广大干部积极参与的文学改革，搞成了吗？

对不起，没搞成。

它的结果差强人意，没有广大文人热烈响应，没有佳作如雨后春笋，没有群众奔走相告，没有出现伟大的文学盛世。

为什么没搞成呢？原因有很多，但一个最直接原因是——隋朝很快就垮掉了！

连王朝都垮掉了，还搞什么文学？

后来的那些年，皇帝被弑，天下大乱，反王蜂起，遍地都是程咬金、秦叔宝，拿着刀子斧子到处砍人。那个时代的主题不是文学，而是铁和血。

不过，这场文风改革尽管没成功，但是我希望大家记住公元584年。

它确实是文学史上极普通、极不出名的一年。它没有值得写入历史的文艺座谈会，也没有催生出第一流的伟大作品。

然而，中国历史上却极少有这样的时候：皇帝和太子，都成了提倡文学新风的战士。

上一次出现这样的事，还是三百五十多年前了，中国同样涌现出一对帝王父子，共同擎起了诗歌的天穹。他们就是伟大的曹氏父子，而那个了不起的时代，叫做建安。

相比之下，杨坚和杨广父子没有曹操父子的天分和才华，但他们却同样站在了一个伟大文学时代的开端，看到了变革的方向。

他们努力推动了那扇门，发出了呐喊。

这一年，距离后来的王勃出生只有66年，距离陈子昂出生只有77年。

新的诗歌的种子正在血色、动荡中孕育，伺机绽放，直到唐诗的盛世。

伟大的时代往往都是这样开启的：当门被推开的时候，常常是悄然无声的，人们都在沉睡。只有光照进来之后，人们才会被惊醒，发出赞叹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