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小修与《金瓶梅》的早期面貌（下）
发布时间：2022-11-23 09:09:16作者：楞严经修行网
袁小修与《金瓶梅》的早期面貌（下）
袁小修与《金瓶梅》的早期面貌（下）
周钧韬
关于《金瓶梅》的早期面貌
袁小修日记的价值之二，在于它让我们窥见了《金瓶梅》的早期面貌。
《金瓶梅》以抄本传世，万历四十五年至四十七年间才有初刻本，即沈德符所说的“吴中悬之国门”的那一本。现存的《新刻金瓶梅词话》则是个“再刻本”.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现存的《金瓶梅词话》与抄本、初刻本的内容是否一致？学术界出现了歧见。而袁小修日记为我们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依据。
歧见之一：最初的《金瓶梅》是一部政治讽喻小说，与现存本在内容上有重大变异。台湾魏子云先生就持此论。
魏先生指出，现存的《金瓶梅词话》的引词入话，说的是刘项宠幸事件，特别是刘邦宠幸戚夫人而欲废嫡立庶的故事。《金瓶梅》成书的年代，正是（万历）神宗皇帝宠幸郑贵妃，欲废长立幼。于是围绕着册立东宫问题，引起了一场轰动朝野，长达十几年之久的激烈斗争。魏先生由此推断，最初的《金瓶梅》，即袁中郎时代的《金瓶梅》“必然是一部可以楔入刘项宠幸事件--尤其是刘邦宠爱戚夫人有废嫡立庶心意的故事”,“极可能就是一部讽谏神宗皇帝宠幸郑贵妃，废长立幼的故事”,“后来迫于政治形势，遂有人把它改写过了”魏子云：《〈金瓶梅〉的问世与演变》在《贾廉、贾庆，西门庆》一文中，魏先生说得更明白：“早期的《金瓶梅》不是西门庆的故事，以西门庆作为《金瓶梅》故事的主线，可能是《金瓶梅词话》开始的。”这就是说，早期的《金瓶梅》写的是神宗皇帝宠幸郑贵妃，废长立幼的故事，现存的《金瓶梅词话》写的是西门庆的故事。前者是政治讽喻小说，后者是世情小说。后者是前者的改写本。
魏先生把《金瓶梅》的成书，放在当时的上层政治斗争中去考察，寻找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其目光是敏锐的，在《金瓶梅》的研究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事实上，现存的《金瓶梅词话》中，确实留下了那个时代（笔者所指是嘉靖，而非万历）的政治斗争的记痕，深刻地暴露了时代的黑暗，封建统治集团的腐败。但由此推论早期的《金瓶梅》不是西门庆的故事，则是没有根据的。袁小修日记正好回答了这个问题。
袁小修在《游居柿录》中指出，他从中郎处见到的《金瓶梅》，“大约模写儿女情态俱备”,是一绍兴老儒逐日记西门千户一家淫荡风月之事，“以西门庆影其主人，以馀影其诸姬”而成。这就是说，《金瓶梅》的题材来源非历史故事，亦非帝王家的争斗丑事，而以一西门千户家为模特儿；小说的主人公是西门庆，小说展开的场景是西门庆一家；小说的主要内容是写西门庆一家的淫荡生活。可以说，早期《金瓶梅》的这些基本情况，与现存的《金瓶梅词话》是完全一致的。这就直接否定了魏先生的早期《金瓶梅》不是写西门庆的故事而是写帝王宠幸废立故事的推测。
袁小修见到的《金瓶梅》，“乃从《水浒传》潘金莲演出一支”.主要人物除西门庆外，还有潘金莲、李瓶儿、春梅等。现存的《金瓶梅词话》正是假《水浒传》中的武松杀嫂故事，敷衍成章，形成洋洋百万言的巨着。主要人物与袁小修所说相同。可见，早期《金瓶梅》就是一部人情小说，而非政治讽喻小说。
由此我们可以大体肯定，《金瓶梅》的早期抄本、初刻本与现存的词话本，其基本内容和情节是一致的，魏先生的《金瓶梅》二次成书说是没有根据的。我们今天所以能搞清楚这个问题，不能不归功于袁小修的记载。
歧见之二：早期的《金瓶梅》“原无淫秽语”,现存的词话本才被掺入大量的淫秽语，成为一部“秽书”.
早在清代，袁中郎的后代袁照就曾说过：“金瓶梅一书，久已失传。后世坊间有一书袭取此名，其书鄙秽百端，不堪入目，非石公取作‘外典’之书也。”袁照：《袁石公遗事录》。清末王昙更说：“金瓶梅原无淫秽语。”王昙：《金瓶梅考证》。今人朱星先生认为，《金瓶梅》原稿初刻本“无淫秽语”.原因是《金瓶梅》作者是“大名士”,“我相信这个大名士的个人创作是有为而作，其目的在深刻揭发其淫恶行为，不在其淫乐动作的描写，决不屑用淫词秽语来取悦世俗”,后来“到再刻时改名《金瓶梅词话》就被无耻书贾大加伪撰，因而成为蒙诟的主要口实”朱星：《金瓶梅考证》
上述三说，其目的在于袁照是“为尊者讳”;王昙是为了把他和蒋剑人作了大量删削“淫秽语”的冒牌货说成古本《金瓶梅》，以此标榜他们发现了所谓真正的《金瓶梅》；朱星先生则出于良好的主观愿望。但事实上《金瓶梅》从它诞生起，就有关于性行为描写的所谓“淫秽语”.对此，袁小修日记又为我们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
袁小修指出，《金瓶梅》是由老儒“逐日记其家（西门千户）淫荡风月之事”而成。《金瓶梅》是小说，我们当然不能认为它是某家某种生活的记事录。但是，既然《金瓶梅》以一个家庭为典型来揭露统治阶级腐朽糜烂的生活，作者所处的时代又是一个“淫风日炽”的时代，书中的“淫秽语”自然就不可能没有。袁小修还追忆董思白言及，此书“决当焚之”.袁小修自己更直斥《金瓶梅》：“此书诲淫，有名教之思者，何必务为新奇以惊愚而蠹俗乎”.董、袁二人对《金瓶梅》作此评价说明了什么？笔者将在后文论及。但这里不难看出，无论是袁小修还是董思白，他们所见到的早期的半部《金瓶梅》，确实存在不少关于性行为的描写，否则怎能戴上“诲淫”的帽子，又何致于落个“决当焚之”的下场。
袁小修的记载是否可靠？我们可以用其同时代人的记载相印证。薛冈在《天爵堂笔馀》中说：“此虽有为之作，天地间岂容有此一种秽书，当急投秦火”.薛冈见到《金瓶梅》约在万历二十五年前后，与袁小修同时。沈德符初见《金瓶梅》在万历三十七年。李日华初见《金瓶梅》在万历四十三年。他们用“坏人心术”,“市诨之极秽者”来看待《金瓶梅》，如果付刻面世，则“他日阎罗究诘始祸，何辞置对？吾岂以刀锥博泥犁哉”参见沈德符：《野获编》，李日华：《味水轩日记》他们的记载足以证明袁小修的记载，准确无误。
《金瓶梅》的抄本和初刻本是一部人情小说而非政治讽喻小说，是有关于性行为描写的所谓“秽本”,而非“无淫秽语”的所谓“洁本”.它们与现存的再刻本《新刻金瓶梅词话》在内容上是大体一致的。虽然今天我们已无法看到早期《金瓶梅》的抄本和初刻本，但袁小修日记却使我们能够窥见它们的基本面貌，可见袁小修日记的价值非同一般！
《金瓶梅》作者“绍兴老儒说”的价值
袁小修日记的价值之三，在于它较早地提出了《金瓶梅》的作者问题。
袁小修指出，《金瓶梅》的作者是一个“绍兴老儒”.“绍兴老儒”说的意义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
一、 这是关于《金瓶梅》作者的一个较早的信息。
早于袁小修见到《金瓶梅》的有董思白、袁中郎，他们均没有谈到《金瓶梅》的作者问题。约与袁小修同时见到《金瓶梅》的文在兹、薛冈，亦未谈及。沈德符的《金瓶梅》作者“嘉靖间大名士”说，在万历三十七年以后；谢肇浙的“金吾戚里门客”说在万历四十四年前后，而袁小修的“绍兴老儒”说，虽见之于文字记载在万历四十二年，但他获得这一重要信息的时间，则可能是万历二十五年。由此可见，袁小修在得悉《金瓶梅》的作者又有记载存世的人中间是较早的。袁小修得到的信息，离开《金瓶梅》作者创作的时间较近，而且袁小修第一次知道有《金瓶梅》其书是出于董思白之口，第一次看到《金瓶梅》是出于袁中郎之手。而董思白、袁中郎又是今天我们所知道的接触《金瓶梅》最早的人。因此，袁小修的“绍兴老儒”说，就很可能获之于董思白或袁中郎。虽然笔者并不完全同意《金瓶梅》作者为“绍兴老儒”说，但作为一个重要信息，其研究价值是不容否定的。
二、 “绍兴老”儒说指明，《金瓶梅》的作者是南方人，而非北方人。
《金瓶梅》的作者是南方人还是北方人，这是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鲁迅先生在一九三五年写的《〈中国小说史略〉日本译本序》中指出：《金瓶梅词话》“对话却全用山东的方言所写，确切的证明了这决非江苏人王世贞所写的书”.言下之意必为山东人作。郑振铎先生说得更明白：“我们只要读《金瓶梅》一过，便知其必出于山东人之手，那末许多的山东土白，决不是江南人所得措手于其间的。”郑振铎，《谈〈金瓶梅词话〉》载《文学》创刊号（1933年）。他们纯以山东土白来推断作者必为山东人，证据显然是不足的，但影响不小，无形之中形成了一个框框。后来吴晓玲、徐朔方先生寻出了一个李开先，张远芬同志寻出了一个贾三近。李、贾均为山东人。
《金瓶梅》假《水浒传》武松杀嫂故事而敷衍成章，故事就发生在山东，主要人物多为山东市井间人，故人物对话用山东土白，这是毫不足怪的。这不能说明作者必为山东人。语言是可以学习的。某地的民情风俗也是可以熟悉的。为了写作的需要，南方人在山东生活过一段时间，为什么就不能写出反映北方生活的《金瓶梅》呢？早在八十多年前，姚灵犀在其着《瓶外卮言》中就指出：《金瓶梅》“既叙述山东事，当然用当地土语。京师为四方杂处之地，仕官于京者多能作北方语，山东密迩京师，又水陆必经之路。南人擅北方语者所在多有。《金瓶梅》之俗语，亦南人所能通晓。为南人所作，抑为北人，此可疑者一。”《瓶外卮言》，天津书局1940年版。
实际上，《金瓶梅》的语言是很复杂的。除了大多用于人物对话中的大量的山东土白以外，叙述语言多用官话。另外，字里行间还夹杂着许多南方吴语。沈德符说，《金瓶梅》初刻本第五十三至五十七回由陋儒补入，“时作吴语”.其实除此五回外，吴语在全书中随处可见。例如，称东西为“物事”（八回），称抓一付药为“赎一贴药”（五回），称青蛙为“田鸡”（二十一回），称螃蟹为“蟹”（二十一回），称仍旧为“原旧”（三十四回），称白煮猪肉为“白煠（音闸）猪肉”（三十四回），称粮行为“米铺”（九十回）。此外，还有什么“不三不四”,“阴山背后”,“做夜作”,“馋劳馋痞”等等，均属吴语。《金瓶梅》故事既然发生在北方，人物多为北人，如果作者是北方人的话，吴语在书中毫无立足之地，或者说根本就不可能出现。而《金瓶梅》中却偏偏出现了大量的吴语。这一奇怪现象只能说明，作者是南方人。他在有意识地运用北方语描述北人、北事时，无意识地将自己习惯使用的南方语言夹杂于其间。今人魏子云、黄霖等都从吴语的使用情况，推断作者必为南人，这是有道理的。黄霖同志还发现，《金瓶梅》在抄录《水浒传》部分所作的改动之处，直率地暴露了作者的用语特征。例如，《水浒传》第二十三回写武松打虎：“原来慌了，正打在枯树上，把那条梢棒折做两截”.此句《金瓶梅》改成：“正打在树枝上，磕磕把那条棒折做两截”.“磕磕”为吴语“恰恰”、“正好”之意。同回又将武松“偷出右手来”改为“腾出右手”;《水浒传》第二十四回写潘金莲勾引武松：“武松吃他看不过，只低了头，不恁么理会。当日吃了十数杯酒，武松便起身”.《金瓶梅》改成：“……吃了一歇，酒阑了，便起身”.如果《金瓶梅》作者是北方人，在这些地方是决不可能改成吴语的。这只能说明作者是南方人，所以在抄录时无意间使用了自己的习惯用语。试想，除了这个原因之外，我们还能寻出什么理由来解释这种奇怪的改动呢？因此，笔者认为，“《金瓶梅》的作者必为南人，而非北人，如果我们一意在北人中，特别是局限在山东人的框框中去寻找《金瓶梅》的作者，可能将是徒劳的。正是在几百年中，特别是近几十年来关于《金瓶梅》作者问题的争论中，我们才愈来愈看清了袁小修关于”绍兴老儒“说的价值所在。
晚明文坛对《金瓶梅》的早期批评
袁小修日记的价值之四，在于它真实地记录了《金瓶梅》传抄时期学术界对它的批评概况。
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金瓶梅》是一部划时代的作品，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在抄本阶段就震动了当时的文坛。人们感到”惊喜“,读之甚”奇快“.但他们到底是怎样批评《金瓶梅》的呢？袁小修日记为我们留下了一份极其珍贵的资料。
目前所知名的、接触《金瓶梅》抄本较早的人是董思白。他对《金瓶梅》的批评意见无疑是十分宝贵的。遗憾的是在他的著述中没有留下片言只语。他的见解恰恰赖袁小修日记而得以存世。
据袁小修日记说，在他以往拜见董思白的时候，一起谈论小说。思白曰：”近有一小说，名《金瓶梅》，极佳。“从”近“字可见，这次谈话当在董思白见到《金瓶梅》抄本不久的时候，具体时间在万历二十三年前后，董思白的第一个评价就是”极佳“.显然在董思白看来，在当时流行的”诸小说“中，《金瓶梅》是出类拔萃的佼佼者。但是董思白又说，此书”决当焚之“.为什么”极佳“的作品”决当焚之“?显然董思白使用了两种批评眼光。从艺术上看，《金瓶梅》”极佳“,他已敏锐地看到了《金瓶梅》在艺术上的不同凡响之处；但是，从思想上看，《金瓶梅》又”决当焚之“.首先，《金瓶梅》是一部反抗的书，它对当时社会的黑暗和政治的腐败的无情揭露，必为封建统治阶级所不容：其次，《金瓶梅》中存在不少性行为的描述，也必为当时占统治地位的道学思想所不容。董思白的这些观点在《金瓶梅》传世的当初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袁小修就深受他的影响。
袁小修日记还为我们保存了他本人对《金瓶梅》的批评观点，大体有三点：
一、 《金瓶梅》”琐碎中有无限烟波，亦非慧人不能“.显然这是袁小修对《金瓶梅》的艺术成就的评价。袁小修抓住了《金瓶梅》在艺术上的一个重要特征：”琐碎“,琐碎中又详尽逼真，曲曲折折，雕镂入骨。袁小修对《金瓶梅》的这一艺术特征的把握，是和《水浒传》等名作的比较中所得出的。与《水浒传》相比，《金瓶梅》所展开的社会生活面更广阔、描写的人物事件更复杂，特别是对市井小民的日常生活的摹写，对错综复杂又十分琐碎的人与人关系的揭示，逼真地再现了一个社会的人情世态。近人阿丁把《金瓶梅》的这一艺术特征概括为：”在平凡处透不平凡，琐屑处见不琐屑“,”能在平淡中曲曲传出各人的心情，社会的世相来，这就是不可及处，也就是《金瓶梅》的出色之处“阿丁：《〈金瓶梅〉之意识及技巧》，载《天地人半月刊》第4期阿丁的这段论述，对《金瓶梅》艺术的根本特征把握得十分准确。这也可以看作是对袁小修的观点”琐碎中有无限烟波“的绝妙的注脚。在历史小说《三国演义》，英雄传奇小说《水浒传》，神魔小说《西游记》盛行的时代，以描写凡人凡事，揭示社会人情世态的《金瓶梅》的出现，可谓异军突起，非同凡响。而袁小修在《金瓶梅》刚刚诞生不久，就能准确地把握其重大的艺术特征，亦足见其艺术见解之高。
二、 ”此书诲淫，有名教之思者，何必务为新奇以惊愚而蠹俗乎？“将《金瓶梅》视为”诲淫“之作，似小修为始作俑者。与董思白相类，袁小修认为，《金瓶梅》是为求”新奇“以”惊愚“而创作的有害于世教的”蠹俗“之作。显然他是站在名教的立场上，从封建道学的观点来看待《金瓶梅》的，这是对《金瓶梅》的思想内容的否定。《金瓶梅》中确有不少不干净的描写，这是它的糟粕所在，应予否定。但这毕竟是该书思想内容的支流，而非主流。正如鲁迅所说：”就文辞与意象以观《金瓶梅》，则不外描写世情，尽其情伪，又缘衰世，万事不纲，爰发苦言，每极峻急，然亦时涉隐曲，猥黩者多。后世略其他文，专注此矣，因予恶谥，谓之‘淫书';而在当时，实亦时尚。“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正如鲁迅所说的那样，袁小修没有看到《金瓶梅》思想倾向中反封建的主流一面，而恰恰”专注此点“,把眼光盯在那些秽亵的文字上，以致给它定了个”诲淫“的罪名。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严重地影响了袁小修对《金瓶梅》的批评的成就，使他最终不可能对该书作出全面的准确的评价。
三、 袁小修认为，对《金瓶梅》”不必焚，不必崇，听之而已。焚之亦自有存者，非人力所能消除“.袁小修这一主张，显然比董思白的”决当焚之“,薛冈的”急投秦火“的主张要开明得多。晚明时代，随着资本主义的萌芽的发展，作为资本主义萌芽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反映，出现了以李贽为代表的进步思潮。这一思潮在如何对待人欲这个问题上与程朱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相抗衡。李贽明确提出：如好货，如好色，如勤学，如进取，如多积金宝，如多买田宅为子孙谋，博求风水为儿孙福荫，凡世间一切冶生、产业等事，皆其所共好而共习，共知而共言者，是真迩言也。李贽：《焚书》卷一，《答邓明府》。李贽肯定”好货“、”好色“为人的正常欲望，人对这些欲望的追求是善的，而非恶的。这种观点集中反映了新兴市民阶层的利益和要求，也必然反映到文学作品之中。
如何对待反映人欲、表现人欲的文学作品？袁小修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他受李贽的进步思想的影响，反对”存天理，灭人欲“的假道学，对《金瓶梅》这类书，主张”不必焚，听之而已“,烧是没有必要的。而且这是社会的潮流，是不可抗拒的。另一方面，他又深受道学思想的严重束缚，仍将《金瓶梅》判为”诲淫“之作，而”不必崇“.这充分说明，袁小修在接受进步思想、与程朱理学的斗争中比李贽软弱得多。正如他自己所说：”公（李贽）直气劲节，不为人屈，而吾辈胆力怯弱，随人俯仰。“袁小修：《李温陵传》。这就是他在对《金瓶梅》的批评中出现这种矛盾态度的重要原因。
在《金瓶梅》的早期流传期间，学术界对它的批评有十多家，可以概括为三派。以袁中郎、谢肇浙为代表，充分肯定了《金瓶梅》的思想价值和艺术成就，这显然是新的解放思潮在文艺批评中的表现；以沈德符、李日华为代表，则直斥此书为”坏人心术“,”市诨之极秽者“,而基本全盘否定。这是旧的道学思想在文学批评领域中的顽固表现；以袁小修为代表，包括东吴弄珠客、廿公等人，则介于两派之间。
原载：《周钧韬金瓶梅研究文集》吉林人民出版社，2010年8月1日
周钧韬
关于《金瓶梅》的早期面貌
袁小修日记的价值之二，在于它让我们窥见了《金瓶梅》的早期面貌。
《金瓶梅》以抄本传世，万历四十五年至四十七年间才有初刻本，即沈德符所说的“吴中悬之国门”的那一本。现存的《新刻金瓶梅词话》则是个“再刻本”.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现存的《金瓶梅词话》与抄本、初刻本的内容是否一致？学术界出现了歧见。而袁小修日记为我们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依据。
歧见之一：最初的《金瓶梅》是一部政治讽喻小说，与现存本在内容上有重大变异。台湾魏子云先生就持此论。
魏先生指出，现存的《金瓶梅词话》的引词入话，说的是刘项宠幸事件，特别是刘邦宠幸戚夫人而欲废嫡立庶的故事。《金瓶梅》成书的年代，正是（万历）神宗皇帝宠幸郑贵妃，欲废长立幼。于是围绕着册立东宫问题，引起了一场轰动朝野，长达十几年之久的激烈斗争。魏先生由此推断，最初的《金瓶梅》，即袁中郎时代的《金瓶梅》“必然是一部可以楔入刘项宠幸事件--尤其是刘邦宠爱戚夫人有废嫡立庶心意的故事”,“极可能就是一部讽谏神宗皇帝宠幸郑贵妃，废长立幼的故事”,“后来迫于政治形势，遂有人把它改写过了”魏子云：《〈金瓶梅〉的问世与演变》在《贾廉、贾庆，西门庆》一文中，魏先生说得更明白：“早期的《金瓶梅》不是西门庆的故事，以西门庆作为《金瓶梅》故事的主线，可能是《金瓶梅词话》开始的。”这就是说，早期的《金瓶梅》写的是神宗皇帝宠幸郑贵妃，废长立幼的故事，现存的《金瓶梅词话》写的是西门庆的故事。前者是政治讽喻小说，后者是世情小说。后者是前者的改写本。
魏先生把《金瓶梅》的成书，放在当时的上层政治斗争中去考察，寻找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其目光是敏锐的，在《金瓶梅》的研究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事实上，现存的《金瓶梅词话》中，确实留下了那个时代（笔者所指是嘉靖，而非万历）的政治斗争的记痕，深刻地暴露了时代的黑暗，封建统治集团的腐败。但由此推论早期的《金瓶梅》不是西门庆的故事，则是没有根据的。袁小修日记正好回答了这个问题。
袁小修在《游居柿录》中指出，他从中郎处见到的《金瓶梅》，“大约模写儿女情态俱备”,是一绍兴老儒逐日记西门千户一家淫荡风月之事，“以西门庆影其主人，以馀影其诸姬”而成。这就是说，《金瓶梅》的题材来源非历史故事，亦非帝王家的争斗丑事，而以一西门千户家为模特儿；小说的主人公是西门庆，小说展开的场景是西门庆一家；小说的主要内容是写西门庆一家的淫荡生活。可以说，早期《金瓶梅》的这些基本情况，与现存的《金瓶梅词话》是完全一致的。这就直接否定了魏先生的早期《金瓶梅》不是写西门庆的故事而是写帝王宠幸废立故事的推测。
袁小修见到的《金瓶梅》，“乃从《水浒传》潘金莲演出一支”.主要人物除西门庆外，还有潘金莲、李瓶儿、春梅等。现存的《金瓶梅词话》正是假《水浒传》中的武松杀嫂故事，敷衍成章，形成洋洋百万言的巨着。主要人物与袁小修所说相同。可见，早期《金瓶梅》就是一部人情小说，而非政治讽喻小说。
由此我们可以大体肯定，《金瓶梅》的早期抄本、初刻本与现存的词话本，其基本内容和情节是一致的，魏先生的《金瓶梅》二次成书说是没有根据的。我们今天所以能搞清楚这个问题，不能不归功于袁小修的记载。
歧见之二：早期的《金瓶梅》“原无淫秽语”,现存的词话本才被掺入大量的淫秽语，成为一部“秽书”.
早在清代，袁中郎的后代袁照就曾说过：“金瓶梅一书，久已失传。后世坊间有一书袭取此名，其书鄙秽百端，不堪入目，非石公取作‘外典’之书也。”袁照：《袁石公遗事录》。清末王昙更说：“金瓶梅原无淫秽语。”王昙：《金瓶梅考证》。今人朱星先生认为，《金瓶梅》原稿初刻本“无淫秽语”.原因是《金瓶梅》作者是“大名士”,“我相信这个大名士的个人创作是有为而作，其目的在深刻揭发其淫恶行为，不在其淫乐动作的描写，决不屑用淫词秽语来取悦世俗”,后来“到再刻时改名《金瓶梅词话》就被无耻书贾大加伪撰，因而成为蒙诟的主要口实”朱星：《金瓶梅考证》
上述三说，其目的在于袁照是“为尊者讳”;王昙是为了把他和蒋剑人作了大量删削“淫秽语”的冒牌货说成古本《金瓶梅》，以此标榜他们发现了所谓真正的《金瓶梅》；朱星先生则出于良好的主观愿望。但事实上《金瓶梅》从它诞生起，就有关于性行为描写的所谓“淫秽语”.对此，袁小修日记又为我们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
袁小修指出，《金瓶梅》是由老儒“逐日记其家（西门千户）淫荡风月之事”而成。《金瓶梅》是小说，我们当然不能认为它是某家某种生活的记事录。但是，既然《金瓶梅》以一个家庭为典型来揭露统治阶级腐朽糜烂的生活，作者所处的时代又是一个“淫风日炽”的时代，书中的“淫秽语”自然就不可能没有。袁小修还追忆董思白言及，此书“决当焚之”.袁小修自己更直斥《金瓶梅》：“此书诲淫，有名教之思者，何必务为新奇以惊愚而蠹俗乎”.董、袁二人对《金瓶梅》作此评价说明了什么？笔者将在后文论及。但这里不难看出，无论是袁小修还是董思白，他们所见到的早期的半部《金瓶梅》，确实存在不少关于性行为的描写，否则怎能戴上“诲淫”的帽子，又何致于落个“决当焚之”的下场。
袁小修的记载是否可靠？我们可以用其同时代人的记载相印证。薛冈在《天爵堂笔馀》中说：“此虽有为之作，天地间岂容有此一种秽书，当急投秦火”.薛冈见到《金瓶梅》约在万历二十五年前后，与袁小修同时。沈德符初见《金瓶梅》在万历三十七年。李日华初见《金瓶梅》在万历四十三年。他们用“坏人心术”,“市诨之极秽者”来看待《金瓶梅》，如果付刻面世，则“他日阎罗究诘始祸，何辞置对？吾岂以刀锥博泥犁哉”参见沈德符：《野获编》，李日华：《味水轩日记》他们的记载足以证明袁小修的记载，准确无误。
《金瓶梅》的抄本和初刻本是一部人情小说而非政治讽喻小说，是有关于性行为描写的所谓“秽本”,而非“无淫秽语”的所谓“洁本”.它们与现存的再刻本《新刻金瓶梅词话》在内容上是大体一致的。虽然今天我们已无法看到早期《金瓶梅》的抄本和初刻本，但袁小修日记却使我们能够窥见它们的基本面貌，可见袁小修日记的价值非同一般！
《金瓶梅》作者“绍兴老儒说”的价值
袁小修日记的价值之三，在于它较早地提出了《金瓶梅》的作者问题。
袁小修指出，《金瓶梅》的作者是一个“绍兴老儒”.“绍兴老儒”说的意义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
一、 这是关于《金瓶梅》作者的一个较早的信息。
早于袁小修见到《金瓶梅》的有董思白、袁中郎，他们均没有谈到《金瓶梅》的作者问题。约与袁小修同时见到《金瓶梅》的文在兹、薛冈，亦未谈及。沈德符的《金瓶梅》作者“嘉靖间大名士”说，在万历三十七年以后；谢肇浙的“金吾戚里门客”说在万历四十四年前后，而袁小修的“绍兴老儒”说，虽见之于文字记载在万历四十二年，但他获得这一重要信息的时间，则可能是万历二十五年。由此可见，袁小修在得悉《金瓶梅》的作者又有记载存世的人中间是较早的。袁小修得到的信息，离开《金瓶梅》作者创作的时间较近，而且袁小修第一次知道有《金瓶梅》其书是出于董思白之口，第一次看到《金瓶梅》是出于袁中郎之手。而董思白、袁中郎又是今天我们所知道的接触《金瓶梅》最早的人。因此，袁小修的“绍兴老儒”说，就很可能获之于董思白或袁中郎。虽然笔者并不完全同意《金瓶梅》作者为“绍兴老儒”说，但作为一个重要信息，其研究价值是不容否定的。
二、 “绍兴老”儒说指明，《金瓶梅》的作者是南方人，而非北方人。
《金瓶梅》的作者是南方人还是北方人，这是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鲁迅先生在一九三五年写的《〈中国小说史略〉日本译本序》中指出：《金瓶梅词话》“对话却全用山东的方言所写，确切的证明了这决非江苏人王世贞所写的书”.言下之意必为山东人作。郑振铎先生说得更明白：“我们只要读《金瓶梅》一过，便知其必出于山东人之手，那末许多的山东土白，决不是江南人所得措手于其间的。”郑振铎，《谈〈金瓶梅词话〉》载《文学》创刊号（1933年）。他们纯以山东土白来推断作者必为山东人，证据显然是不足的，但影响不小，无形之中形成了一个框框。后来吴晓玲、徐朔方先生寻出了一个李开先，张远芬同志寻出了一个贾三近。李、贾均为山东人。
《金瓶梅》假《水浒传》武松杀嫂故事而敷衍成章，故事就发生在山东，主要人物多为山东市井间人，故人物对话用山东土白，这是毫不足怪的。这不能说明作者必为山东人。语言是可以学习的。某地的民情风俗也是可以熟悉的。为了写作的需要，南方人在山东生活过一段时间，为什么就不能写出反映北方生活的《金瓶梅》呢？早在八十多年前，姚灵犀在其着《瓶外卮言》中就指出：《金瓶梅》“既叙述山东事，当然用当地土语。京师为四方杂处之地，仕官于京者多能作北方语，山东密迩京师，又水陆必经之路。南人擅北方语者所在多有。《金瓶梅》之俗语，亦南人所能通晓。为南人所作，抑为北人，此可疑者一。”《瓶外卮言》，天津书局1940年版。
实际上，《金瓶梅》的语言是很复杂的。除了大多用于人物对话中的大量的山东土白以外，叙述语言多用官话。另外，字里行间还夹杂着许多南方吴语。沈德符说，《金瓶梅》初刻本第五十三至五十七回由陋儒补入，“时作吴语”.其实除此五回外，吴语在全书中随处可见。例如，称东西为“物事”（八回），称抓一付药为“赎一贴药”（五回），称青蛙为“田鸡”（二十一回），称螃蟹为“蟹”（二十一回），称仍旧为“原旧”（三十四回），称白煮猪肉为“白煠（音闸）猪肉”（三十四回），称粮行为“米铺”（九十回）。此外，还有什么“不三不四”,“阴山背后”,“做夜作”,“馋劳馋痞”等等，均属吴语。《金瓶梅》故事既然发生在北方，人物多为北人，如果作者是北方人的话，吴语在书中毫无立足之地，或者说根本就不可能出现。而《金瓶梅》中却偏偏出现了大量的吴语。这一奇怪现象只能说明，作者是南方人。他在有意识地运用北方语描述北人、北事时，无意识地将自己习惯使用的南方语言夹杂于其间。今人魏子云、黄霖等都从吴语的使用情况，推断作者必为南人，这是有道理的。黄霖同志还发现，《金瓶梅》在抄录《水浒传》部分所作的改动之处，直率地暴露了作者的用语特征。例如，《水浒传》第二十三回写武松打虎：“原来慌了，正打在枯树上，把那条梢棒折做两截”.此句《金瓶梅》改成：“正打在树枝上，磕磕把那条棒折做两截”.“磕磕”为吴语“恰恰”、“正好”之意。同回又将武松“偷出右手来”改为“腾出右手”;《水浒传》第二十四回写潘金莲勾引武松：“武松吃他看不过，只低了头，不恁么理会。当日吃了十数杯酒，武松便起身”.《金瓶梅》改成：“……吃了一歇，酒阑了，便起身”.如果《金瓶梅》作者是北方人，在这些地方是决不可能改成吴语的。这只能说明作者是南方人，所以在抄录时无意间使用了自己的习惯用语。试想，除了这个原因之外，我们还能寻出什么理由来解释这种奇怪的改动呢？因此，笔者认为，“《金瓶梅》的作者必为南人，而非北人，如果我们一意在北人中，特别是局限在山东人的框框中去寻找《金瓶梅》的作者，可能将是徒劳的。正是在几百年中，特别是近几十年来关于《金瓶梅》作者问题的争论中，我们才愈来愈看清了袁小修关于”绍兴老儒“说的价值所在。
晚明文坛对《金瓶梅》的早期批评
袁小修日记的价值之四，在于它真实地记录了《金瓶梅》传抄时期学术界对它的批评概况。
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金瓶梅》是一部划时代的作品，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在抄本阶段就震动了当时的文坛。人们感到”惊喜“,读之甚”奇快“.但他们到底是怎样批评《金瓶梅》的呢？袁小修日记为我们留下了一份极其珍贵的资料。
目前所知名的、接触《金瓶梅》抄本较早的人是董思白。他对《金瓶梅》的批评意见无疑是十分宝贵的。遗憾的是在他的著述中没有留下片言只语。他的见解恰恰赖袁小修日记而得以存世。
据袁小修日记说，在他以往拜见董思白的时候，一起谈论小说。思白曰：”近有一小说，名《金瓶梅》，极佳。“从”近“字可见，这次谈话当在董思白见到《金瓶梅》抄本不久的时候，具体时间在万历二十三年前后，董思白的第一个评价就是”极佳“.显然在董思白看来，在当时流行的”诸小说“中，《金瓶梅》是出类拔萃的佼佼者。但是董思白又说，此书”决当焚之“.为什么”极佳“的作品”决当焚之“?显然董思白使用了两种批评眼光。从艺术上看，《金瓶梅》”极佳“,他已敏锐地看到了《金瓶梅》在艺术上的不同凡响之处；但是，从思想上看，《金瓶梅》又”决当焚之“.首先，《金瓶梅》是一部反抗的书，它对当时社会的黑暗和政治的腐败的无情揭露，必为封建统治阶级所不容：其次，《金瓶梅》中存在不少性行为的描述，也必为当时占统治地位的道学思想所不容。董思白的这些观点在《金瓶梅》传世的当初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袁小修就深受他的影响。
袁小修日记还为我们保存了他本人对《金瓶梅》的批评观点，大体有三点：
一、 《金瓶梅》”琐碎中有无限烟波，亦非慧人不能“.显然这是袁小修对《金瓶梅》的艺术成就的评价。袁小修抓住了《金瓶梅》在艺术上的一个重要特征：”琐碎“,琐碎中又详尽逼真，曲曲折折，雕镂入骨。袁小修对《金瓶梅》的这一艺术特征的把握，是和《水浒传》等名作的比较中所得出的。与《水浒传》相比，《金瓶梅》所展开的社会生活面更广阔、描写的人物事件更复杂，特别是对市井小民的日常生活的摹写，对错综复杂又十分琐碎的人与人关系的揭示，逼真地再现了一个社会的人情世态。近人阿丁把《金瓶梅》的这一艺术特征概括为：”在平凡处透不平凡，琐屑处见不琐屑“,”能在平淡中曲曲传出各人的心情，社会的世相来，这就是不可及处，也就是《金瓶梅》的出色之处“阿丁：《〈金瓶梅〉之意识及技巧》，载《天地人半月刊》第4期阿丁的这段论述，对《金瓶梅》艺术的根本特征把握得十分准确。这也可以看作是对袁小修的观点”琐碎中有无限烟波“的绝妙的注脚。在历史小说《三国演义》，英雄传奇小说《水浒传》，神魔小说《西游记》盛行的时代，以描写凡人凡事，揭示社会人情世态的《金瓶梅》的出现，可谓异军突起，非同凡响。而袁小修在《金瓶梅》刚刚诞生不久，就能准确地把握其重大的艺术特征，亦足见其艺术见解之高。
二、 ”此书诲淫，有名教之思者，何必务为新奇以惊愚而蠹俗乎？“将《金瓶梅》视为”诲淫“之作，似小修为始作俑者。与董思白相类，袁小修认为，《金瓶梅》是为求”新奇“以”惊愚“而创作的有害于世教的”蠹俗“之作。显然他是站在名教的立场上，从封建道学的观点来看待《金瓶梅》的，这是对《金瓶梅》的思想内容的否定。《金瓶梅》中确有不少不干净的描写，这是它的糟粕所在，应予否定。但这毕竟是该书思想内容的支流，而非主流。正如鲁迅所说：”就文辞与意象以观《金瓶梅》，则不外描写世情，尽其情伪，又缘衰世，万事不纲，爰发苦言，每极峻急，然亦时涉隐曲，猥黩者多。后世略其他文，专注此矣，因予恶谥，谓之‘淫书';而在当时，实亦时尚。“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正如鲁迅所说的那样，袁小修没有看到《金瓶梅》思想倾向中反封建的主流一面，而恰恰”专注此点“,把眼光盯在那些秽亵的文字上，以致给它定了个”诲淫“的罪名。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严重地影响了袁小修对《金瓶梅》的批评的成就，使他最终不可能对该书作出全面的准确的评价。
三、 袁小修认为，对《金瓶梅》”不必焚，不必崇，听之而已。焚之亦自有存者，非人力所能消除“.袁小修这一主张，显然比董思白的”决当焚之“,薛冈的”急投秦火“的主张要开明得多。晚明时代，随着资本主义的萌芽的发展，作为资本主义萌芽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反映，出现了以李贽为代表的进步思潮。这一思潮在如何对待人欲这个问题上与程朱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相抗衡。李贽明确提出：如好货，如好色，如勤学，如进取，如多积金宝，如多买田宅为子孙谋，博求风水为儿孙福荫，凡世间一切冶生、产业等事，皆其所共好而共习，共知而共言者，是真迩言也。李贽：《焚书》卷一，《答邓明府》。李贽肯定”好货“、”好色“为人的正常欲望，人对这些欲望的追求是善的，而非恶的。这种观点集中反映了新兴市民阶层的利益和要求，也必然反映到文学作品之中。
如何对待反映人欲、表现人欲的文学作品？袁小修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他受李贽的进步思想的影响，反对”存天理，灭人欲“的假道学，对《金瓶梅》这类书，主张”不必焚，听之而已“,烧是没有必要的。而且这是社会的潮流，是不可抗拒的。另一方面，他又深受道学思想的严重束缚，仍将《金瓶梅》判为”诲淫“之作，而”不必崇“.这充分说明，袁小修在接受进步思想、与程朱理学的斗争中比李贽软弱得多。正如他自己所说：”公（李贽）直气劲节，不为人屈，而吾辈胆力怯弱，随人俯仰。“袁小修：《李温陵传》。这就是他在对《金瓶梅》的批评中出现这种矛盾态度的重要原因。
在《金瓶梅》的早期流传期间，学术界对它的批评有十多家，可以概括为三派。以袁中郎、谢肇浙为代表，充分肯定了《金瓶梅》的思想价值和艺术成就，这显然是新的解放思潮在文艺批评中的表现；以沈德符、李日华为代表，则直斥此书为”坏人心术“,”市诨之极秽者“,而基本全盘否定。这是旧的道学思想在文学批评领域中的顽固表现；以袁小修为代表，包括东吴弄珠客、廿公等人，则介于两派之间。
原载：《周钧韬金瓶梅研究文集》吉林人民出版社，2010年8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