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中国最后的士大夫 他的人生远比小说精彩 【编者按】2015年2月8日，恰是金庸先生开笔一甲子（1955年2月8日）的纪念日。有井水处有金庸，读金庸武侠的人比比皆是，但读过查良镛社评的恐怕寥寥无几；如果没有读过查良镛的社评，你看到的只是一个不完整的金庸，他的人生远比小说更精彩。

文/傅国涌

金庸一生最佩服的人物是范蠡，《射雕英雄传》中就借黄蓉之口对范蠡有过很高的评价，范蠡甚至成了他短篇小说《越女剑》的主角，以真实历史人物而成为主角，在他的武侠小说中是不多见的。他笔下的范蠡为人倜傥，不拘小节，所作所为，往往出人意表，其一生临大事，决大疑，不知经历过多少风险，最后携西施泛舟太湖。他的好朋友沈君山1998年在台湾“金庸小说国际研讨会”开幕式致词说，范蠡曾为“帝王师”，辅助勾践“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完成吞吴复越的大业，然后拥绝代佳人西施归隐江湖，还聚财无算。可惜他只实现了范蠡的后两个理想，却没有机会像范蠡那样为“帝王师”。他一生没有功业，想做个外交官都铩羽而归。写武侠、办报是他不经意撞上的，甚至带有一点无奈。《大公报》的同事、画家黄永玉也觉得，“他应该干别的事，他怎么会写起武侠小说来了呢？”“以他的才能和智慧，怎么去写武侠小说呢？他应该做比这个重要得多的事情。……他是很可爱的人，很温和的人，而且那种神奇的力量你都很难想象。”他完全是无心插柳，既然没有机会做“帝王师”，他便将满腔的抱负，寄托在报纸和小说中。


金庸先生
金庸在《卅三剑客图》中说：“研究中国历史上这些大人物的心理和个性，是一件很有趣味的事。千百年来物质生活虽然改变极大，但人的心理、对权力之争夺和保持的种种方法，还是极少有甚么改变。”他的武侠小说一开始就对权力进行了无情的否定，一曲《书剑恩仇录》，飘荡在江山与江湖、权力与血统之间，乾隆的阴险、毒辣和狡诈首先来自他对至高无上的权力的追求，为此，他不惜背叛六和塔上的盟约，践踏海宁潮前兄弟击掌、互不伤害的誓言。美丽绝伦的香香公主最后留下血写的遗言“不要相信皇帝”，撕破了乾隆道貌岸然的面具。《碧血剑》对李自成们打进京城以后迅速腐化、堕落的叙述，只不过再次印证了“权力趋向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腐败”这一质朴的真理。《倚天屠龙记》里的张无忌不具备做“政治领袖”的条件，他身上却有许多人性中美好的品质，是个可以信赖的人，这恰恰是那些成了“领袖”的人所不具备的。在人性的尺度之下，小说中的朱元璋与张无忌相比反而暗淡无光，美丽的周芷若也一点都不可爱。从《天龙八部》到《笑傲江湖》，金庸小说中常常出现“千秋万载，一统江湖”的口号，不过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另一种说法。从庙堂到江湖，没有什么两样。东方不败因掌握大权而腐化，任我行也一样难以幸免，那是人性中的普遍现象。岳不群、左冷禅掌了权一样如此。他们野心勃勃，将无限权力视为人生的最高目标，这是数千年来被专制政治毒化的畸形现象。“未把握到权力的人暗里筹谋，既得权力的人处心积虑防人夺权，未得到权力的人洞悉当权者喜听奉承的弱点，但一旦得到权力，自己却不知不觉地重蹈覆辙。”（吴霭仪语）

从1959年到1989年，30年间金庸在《明报》执笔写社评，特别是他早期的社评贯穿着对权力的批判。他甚至得出了“政治上大多数时候是坏人当权”的结论。1972年8月15日，他在《人民·政权与领袖》社评中说得很清楚：

中国的政治，几千年来都是口中说一套，实际上是另外一套，简而言之曰：“杂用王霸之道。”号称行王道，实际上行霸道。政治领袖向来第一抓住自己的权力和利益。第二照顾本集团的利益，国家人民的利益放在最后。君为贵，社稷次之，民为轻。

只读过金庸的武侠小说，没有读过查良镛的社评，看到的只是一个不完整的金庸。多年前，金庸说他正在编新闻评论集，准备在香港出版，今后如有可能再在大陆出删节本。他年轻时代经历过国民党统治的岁月，直到1948年才离开大陆，多次与国民党的党化教育发生冲突，在中学时代，一次被迫转学，一次上了开除名单，大学时代在中央政治学校又被迫退学，他不喜欢蒋介石和国民党，却没有成为激进青年，这是值得关注的。1972年1月29日，他在《明报》发表的社评《作读者的耳目和喉舌》中说，自己从来无意做革命家，但他一直对政治充满关心：

我们在香港办报，只是经营一件企业，并无做革命家的大志，自知无此本事，也没有雄心或野心去反对任何中国政府。但因为我们的读者都是中国人，人人关心中国的事务，而《明报》的读者又比较是关心政治的，因此我们有义务作为读者的耳目和喉舌，一方面将中国的消息向读者报道，另一方面又对中国的各种情形表示意见。

他曾做过外交官之梦，自1950年北上，梦断京华，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作为成功的报人，他有机会参与香港公共事务，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担任香港廉政专员公署市民咨询委员召集人和香港法律改革委员会委员。从麦理浩到尤德、卫奕信，他是历任港督的座上客，他们几乎每天都要读他的社评。对戴麟趾、麦理浩等人，他都有好评。他说：“英国人对我也很客气。不过英国也不会找我去做些什么。我与麦理浩、尤德、卫奕信交情都不错，朋友式的。”

1985年，他应邀担任香港基本法草委。1995年他成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委员。不过那都是业余政治。参与起草香港基本法，他只是视为牛刀小试，聊胜于无。他说：“我一直存了这个‘报恩思想’来做这件事。香港人待我极好，我除了写几部小说，办一张报纸和几份杂志之外，报答远远不够，在我晚年退休之前，尽力协助起草一部好的基本法，虽仍不足以报答，总之是多出了一份力。”

2001年5月他在广州说：“我觉得幸亏没有从政，完全不遗憾，运气很好。……从政当然也很好，但是我的个性不大适宜从政，因为个性很不愿意接受上司的吩咐指导，不愿意受约束。从政当然有它的好处，可以服务大众嘛，但是我确实不适合。”一度有传说，他想做香港行政长官，他对此坚决否认。多年后，他在湖南说：

我不是政治家，也不参政。我跟你解释，我参加香港《基本法》的起草工作，…… 不是作为政治家参加政治活动，要在政界争取一个地位继续为人民服务。我这个行为比较简单的，就是起草基本法，保证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的顺利实现。……所以我不是什么政治家……

从1962年的“逃亡潮”到1967年的“五月风暴”，《明报》崛起的过程，几乎每一次重大事件他都站在港府一边，却赢得了香港的民心。80年代以来，面临香港回归，在未来的政制安排上，他与北京的立场不谋而合，遭到香港舆论的攻击，示威、焚烧《明报》，他都不为所动，这里有他少年时的创伤记忆，小学历史课上的眼泪，也有他既得利益的现实考虑，他坦言自己是“既得利益的建制派”。每个阶段他都作出了自己的选择。1967年的选择曾给他带来生命威胁，他成了“左派”的暗杀对象，这是他一生遭遇的最大危机。进入80年代，他的言论倾向发生变化，虽屡遭质疑，却无须面对这样的威胁。他有抱负，更有纵横捭阖的手段与谋略，香港甚至有人说他是“马基亚维里型的知识分子”。他的“政治现实主义”使他在两岸三地游刃有余。有一种看法，他晚年日趋保守，他在功成名就之后，安享富贵，已失去六七十年代批判的锋芒。事实上没有这么简单。他毕竟是个复杂的人物，不仅仅是个商人，“他是一位有信念的文化人却是更重要的事实”。

他极力在两岸三地之间保持平衡，他多次对《明报》记者李广荣等人说：“《明报》的立场，要以香港市民、大陆人、台湾人和华侨的利益为依归。”他身上的“大中国主义”情结，是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血与火的洗礼、又在1949年后定居海外的人很难体会的，他们对国家统一的向往，对国家强大所寄予的期望，都是深入骨髓的。如果对他们早年人生的动荡和飘零海外的处境缺乏深入的理解，我们很难准确把握他们的这一心思。

早在1960年初，中国将与缅甸就边界问题展开谈判，他在1月29日的社评《向中共提一个意见》说，“划定边界乃千年大业，不要为了迁就一时的外交策略而对缅甸过分让步。是否侵略，日久自明。属于中国的疆土却一寸也不能退让。”中国与印度、越南发生战争，他都是站在中国一边，肯定、欣赏北京的方略进退，并不断发表预测性的评论。1962年10月，中国与印度边境发生武装冲突，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谴责中国对印度领土进行“不顾原则的挑战”，是“猛烈的侵略性行动”，10月23日，他在《明报》发表《美国声明是非颠倒》社评，予以驳斥。

在上世纪70年代初的钓鱼岛事件中，他麾下的《明报》和《明报月刊》都是劲旅。他的大中国立场极为清楚，《中国应即派兵上钓鱼岛》（1972年5月7日）等一系列社评传递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结。1971年4月13日，他在社评《保卫主权·不可节外生枝》说：“参加保卫钓鱼台，不必附有任何条件，不必身家清白，政治思想纯正，阶级出身良好，不必一定品行端正，动机正确……任何条件的附加，都会引起争执，削弱了力量。”对于这个立场他一直很自豪。

中、苏交恶，他一直称颂毛泽东和中国的立场。他在1969年3月5日的社评《这次要赞一赞中共》说，“中共以强硬态度对付这北方之熊，那是好汉子的行径。”1976年9月10日，他在《毛泽东去世》社评中说：“他对于中国国家人民的功过，则依各人的政治立场，而会有截然相反的看法。但有一件大功劳，全国人民都必须承认，那是他领导中国，坚强不屈的抗御苏联对中国的侵犯 。自从开始对苏联斗争以来，他这坚决反苏的立场始终没有丝毫动摇。”

他一直主张两岸统一，反对台独，反对“两个中国”，1964年1月23日法国与北京建交，到2月11日半个月中并没有与台北断交，他在1月29、30、31日接连发表《法国正式搞“两个中国”》、《法国“阳谋”，天下共见》、《一个中国，两个政府》等社评。

即使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他在《明报》社评猛烈抨击“跋扈”的林彪、“算老几”的江青之时，他也从来没有放弃过对周恩来、邓小平、彭德怀等人的肯定、赞美和同情，只是当年幼稚的香港“左派”把他当成了对立面。他并不反对社会主义，只是反对“文革”时期搞的那一套。“任何主义的本意都是为人民服务的，是有诚意的，只是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渗入了杂质而已”。他多次说共产主义、三民主义可以公平竞争，谁把人民的生活弄好，就好。

1981年7月，他应邀访问大陆，享受国宾式的“最好待遇”，细读他返港后发表的谈话，会感到他对邓小平和大陆政权有一种绝非客套而是由衷的认同与回归感，他坦称对邓“一直很仰慕”、“一直很钦佩邓小平的风骨”，这都是真心话。有人评论：

数十年来，读他的报章，或有一种举头望月的感觉，其阴晴圆缺，视节令而定，初一十五，并不一样。

而按他的解释，又或可用另一个形象的角度以譬喻：读他的报章如在一日之间仰观天日，可见日头于晨在东，于午居中，于暮而又西坠，而未知转动的是观日者足下的大地，而非太阳本身。理想与宗旨，应是毕生追求的精神太阳，永为光与热之所寄的恒星。望月与观日的两派理论，各有所据，最后的公论，大概要交给历史去仲裁。

他本人却认为，“我的立场，就像一双笔直的筷子，从来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是桌子上摆放食物的圆盘。”

其实，他对大陆的看法，是有思想脉络可寻的，1972年3月1日，他的《明报》社评一直没有引起注意：

我们并不期望中国成为资本主义国家。事实上，资本主义有重大缺点，中国改行资本主义，绝非广大人民之福。而实行民主自由的社会主义制度，只有增加全体人民的幸福，而决不会减少。我们热切盼望中国沿着这条道路，进行和平演变。

我们所衷心希望的，是大陆和台湾双方的政治经济制度能分别改进，逐步成为类似北欧各国 （例如瑞典、挪威）的民主自由的社会主义制度。

这就可以理解他的大中国情结不仅是民族主义的选择，同时也是他对社会主义的价值认同。他认为，“平等的社会主义、自由的民主主义、仁爱的人文主义，这种三结合，终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成就。”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他“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古老模式中不断地寻求着内心的平衡。然而，他也未能克服一种常见的弱点，在忧患中能保持清晰的判断和危机感，并有所承担，在安乐中却不能自持，……”

香港专栏作家陶杰比较他与张爱玲、高阳，同样是士大夫家族出身，只有他跳出了旧中国的窠臼，得益于英国殖民地香港的独特条件，右手写小说，左手办报纸，把中国古典文化与西方电影娱乐结合，创造出举世无双的想象世界，且把一家华文传媒办成了现代企业。他其实同样受到这个家庭背景的限制。他身居英国治下的香港，精通外语，读过大量外文书，并翻译过罗素等人的著作，有机会接触先进文明，但他终究是一个典型的中国人，他身上有类似古代士大夫那样根深蒂固的“忠君情怀”。“查良镛常被人推崇为学贯中西，但实际上他是非常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一个有优异外语能力的报人却潜心于古代题材的武侠小说创作近二十年，……他对明报的治理并无多少西方企业精神可言……”已故文学评论家胡河清一语洞见：

金庸出身在一个破落的旧贵族家庭。他们都具有深远的家世感，从而从遗传密码和贵族生活方式中摄取了大量关于中国士大夫文化的隐蔽信息。同时“破落”又使他们降入中国老百姓的生活之中，领略到了民间情感生活的深广天地。

2005年1月记者在杭州问他，你晚年经常出席各种地方政府举办的活动，有评论说是“翩然一只云间鹤，飞去飞来宰相衙”。对此他并不在意。“呵呵，说我和高层的人还是有很多交往，是吧？这句诗吟得很好。还有句话是说，隐士你隐在哪里？终南山。为什么隐在终南山？因为终南山离长安近，说明你心不忘朝，还是跟大官交往。”

注：本文来源于《金庸传》，傅国涌著，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