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坚教授：从“意义僵化”到“不立文字”——佛教中国化之路
发布时间：2024-10-08 14:52:42作者：修行陈坚
中国佛教史其实就是一部印度佛教中国化从而中国文化佛教化的历史。禅宗对佛教中国化是做得最彻底的,从禅宗的运作中最能看出佛教中国化的经验,那就是中国佛教在保持佛教基本精神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摆脱对印度佛教的依附而走自己的路,此之谓“教外别传”。
可见,一种外来思想文化的内化、大众化,实际上是一个文化再造的过程。
自两汉之际佛教从西域和印度传入中国后,外来的佛教文化便与中国本土文化“里应外合”,双向互动,创造了灿烂辉煌的中国佛教文化。在这个过程中,不但印度佛教被染上了中国文化的色彩,而且佛教也“润物细无声”地渗透进了中国文化,举凡中国的哲学、宗教、道德、文学、书法、绘画、武术、建筑、民俗,无不程度不同地受着佛教的影响,多少不等地夹带着佛教的元素。我们通常所说的中国文化的“盛唐气象”,说到底就是以佛教为底蕴的中国古代文化的繁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佛教史其实就是一部印度佛教中国化从而中国文化佛教化的历史。就印度佛教的中国化而言,它虽然涉及方方面面的问题,但却有一条主线贯穿始终,这条主线可以归结为从佛经的“意义僵化”到禅宗的“不立文字”。
一
纵观世界宗教史,在迄今为止的所有的宗教中,印度佛教是最具思想性的,甚至还有“过度思想”之嫌。包括释迦牟尼在内的一大批擅长沉思的印度佛教思想家发展出了一套独特的佛教认识论,这种佛教认识论主张通过开启智慧了悟宇宙万法“缘起性空”的“实相”来获得真正的解脱,此之谓“慧解脱”。
印度佛教这种基于认识论的“慧解脱”思想自汉代起就陆陆续续地被译介到了中国,到唐代便已汗牛充栋洋洋大观在数量上(质量上不便于比较)超过了中国本土经典。然而,印度佛教思想,名相概念既繁理论观念又玄,本就不容易懂,再加上翻译过程中“格义”和“洋泾浜”的“涂鸦”,以致于使得被翻译成汉语的印度佛教经典,专门研究尚且难入难解,一般人更是不知所云。东晋“佛教奇才”僧肇(384-414)的《肈论》被认为是中国佛教史上能够正确理解般若“空”观思想的第一个作品,但《肈论》实在比印度般若经典本身还难读还难懂,于是乎,对于中国的普罗大众来说,无论是印度佛教经典还是像僧肇这样的中国佛学家(更不要说才华不如僧肇者)所写的佛学著作,都无法用来指导他们日常的佛教生活,也就是说,他们根本无法通过阅读这些佛教作品来开启智慧获得解脱,在他们面前,无论是翻译的还是创作的,一切汉语佛教经典都“意义僵化”,毫无宗教应有的活力——自古至今,中国佛教中的汉语佛教经典就是处于这样一种远离现实佛教生活的“意义僵化”的状态。
然而,“意义僵化”并不就等于无意义,并不就等于无思想,这就好比一个人死了并不一定就是其意义的消失,相反,死有时恰恰是其意义的开始。“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当印度佛教经典以及研究印度佛教经典的汉语佛学作品在中国佛教语境中“意义僵化”的时候,一种崭新的中国佛教模式在它的旁边迅速蔓延,这就是有别于印度佛教“慧解脱”的中国佛教“行解脱”。
二
通俗地说,“行解脱”就是依靠实际的修行来证悟佛法而获得解脱。
“行解脱”的始作俑者乃是中国佛教第一个宗派天台宗的创立者智者大师(538—597)。据灌顶(561—632)所撰《隋天台智者大师别传》记载,智者大师原本在南北朝时期南朝陈之首都金陵(今南京)开展弘法活动,曾住瓦官寺八年,开讲《法华经》、《大智度论》、《释禅波罗密次第法门》,在金陵享有极高的威望,不但“四方衿袖,万里来者,不惜无赀之躯,以希一句之益,伏膺至教,餐和妙道,唯禅唯慧,忘寝忘餐”,而且陈宣帝还曾为了听智者大师讲经,竟然“勅一日停朝事,群公毕集”,让文武百官也都跟着他一起前去听闻佛法,真是国之所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然而,智者大师还是非常冷静地看到了他在金陵的弘法所存在的问题,即听法的人越来越多而得法的人却越来越少。实际上,这不但是智者大师个人在弘法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而且也是当时整个中国佛教的问题,如此“归宗转倍,而据法无几,斯何故耶”?就是因为印度佛教经典在中国人面前已经“意义僵化”,不再能引导中国人开悟。在智者大师看来,既然他开讲印度佛教经典,“听法者虽多,而领悟者却日渐减少,便想既然不能利他,复伤自行,徒劳无益,遂决意隐居天台山,修习止观”,并希望通过这种“修习止观”的亲身实践,探索出一种有中国特色的适合于中国人的佛法。功夫不负有心人,通过在天台山的十年探索,智者大师终于突破印度佛教的桎梏,“说已心中所行法门”,创立了一种基于“行解脱”导向的“止观法门”,这种“止观法门”就是我们今天所知道的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个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天台宗。三
智者大师所开创的“行解脱”法门后来被禅宗的实际创始人慧能(638—713)归结为大家“耳熟”但不一定就“能详”的“不立文字”。对于“不立文字”,坊间多以为是“不要文字”或沉默不语不讲话,这实际上是望文生义的误解。
佛教的基本精神就是“解脱”,只要有助于“解脱”,“一切法皆是佛法”(《金刚经》),根本不必教条主义地去寻求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佛教基本教义然后依之而行,正是在这种“佛法观”的指导下,中国人干脆来了个“不立文字”而实行中国化的佛教“行解脱”法门,也就是说,佛教中国化的关键环节是中国人有“不立文字”的勇气。当中国人看到印度佛教在中国变得“意义僵化”后便以“不立文字”来开创中国佛教的新局面,以至于搞得日本学者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就一个劲地批判中国佛教在教义上违背了印度佛教,这就是直到今天为止在日本学术界都还挺有市场的“批判佛教”思潮。不过,日本学者只看到中国佛教在教义上违背了印度佛教而没有看到这种违背背后所隐藏的巨大的来源于“不立文字”的创造性。
以禅宗为代表的中国佛教虽然在教义上违背了印度佛教,甚至把道家(当然还有儒家)的学说也拉入了自己的思想体系,但它并没有违背印度佛教追求“解脱”的基本精神,只是不以印度佛教的方式来“解脱”,而是以中国佛教自己的方式来“解脱”,只是不把“解脱”建立在印度佛教教义的基础上,而是把解脱建立在中国佛教自身教义的基础上。当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在教义上“意义僵化”后,历代中国佛教的祖师大德们“不立文字”舍其教义,但却紧紧抓住印度佛教的“解脱”精神而在中国文化语境中大肆发挥,开发出适合中国人根性的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解脱”法门,这正如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净慧法师在谈到达摩时所说的,当达摩把“解脱”的精神或“把禅的精神传递给了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得到这个启发之后,再把它和中国固有的文化结合起来,就产生了中华禅。中华禅是吸收了印度文化、印度佛教最精华的部分,把它和中国文化最精彩的部分结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了禅宗。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历史大事。这件事改变了整个中国文化的面貌,改变了中国人的心灵,直到今天,影响了全世界。”中国佛教就是将作为印度佛教根本精神的“解脱”观念与中国本土文化作了无缝对接从而创造出了有别于印度佛教“慧解脱”法门的“行解脱”法门——这就是佛教中国化的根本经验。这里我们不妨比较一下中国人与印度人的不同根性,就能知道为什么中国佛教会和印度佛教有所不同或为什么一是“行解脱”,一是“慧解脱”。
四
印度人喜欢沉思并通过沉思来获得理解和体悟宇宙人生的智慧,印度佛教于是依据印度人的这种根性来创设适合于他们的“慧解脱”法门,并把“禅”解释为“思维修”,总之,就印度佛教而言,佛教之本就在于追求“慧解脱”；相反,中国人不好沉思而好习行,比如《老子》开篇就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基本上就否定了对“道”和“名”去作沉思的处理,转而如《论语》首句所说的“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一个人若想要体悟“道”理解“名”,光在那里沉思是不行的,关键是要习行,只要好好去习行就一切都明白了,一切都成就了,这习行在儒家那里就是所谓的“修身”。《大学》提倡以“修身”为根本的成圣之道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国佛教的“行解脱”实际上就是儒家“修身”理念在佛教中的反映。
当然,“行解脱”在内容上并不就是儒家的“修身”,而是指中国佛教在其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并成熟的止观、念佛、坐禅等一系列佛教修行方法,这些修行方法就其本质而言都可名之曰“禅”,只是“行解脱”意义上的“禅”不再是印度佛教“慧解脱”意义上的“思维修”的意思,那是什么意思呢?《坛经》告诉了我们答案:“何名坐禅?……外于一切善恶境界心念不起名为坐,内见自性不动名为禅。……何名禅定?外离相为禅,内不乱为定。”不难看出,中国佛教的“行解脱”是一种“心”的功夫,属于心性论的范畴；而印度佛教的“慧解脱”则是一种“脑”的能力,属于认识论的范畴。不过,中国佛教虽然不直接赞同“慧解脱”,虽然认为“行解脱”与“慧解脱”有别,但却也认为“行”能生“慧”,如慧思大师(515—577)在《诸法无诤三昧法门》中说“三乘一切智慧皆从禅生”,又《坛经》中说“定是慧体,慧是定用”,慧从定生,这里的“禅”和“定”都是属于中国佛教所崇尚的“行”。由于中国佛教特别重视“行”,所以,中国的佛教徒往往也被称为“行人”或“行者”。孙悟空被称为孙行者,即是以此。
